晚清教会学校的英语教学——我国小学英语教育的缘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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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教会学校的英语教学——我国小学英语教育的缘起李森林
摘要:晚清教会学校的英语教学是我国小学英语教育的萌芽和缘起。本文通过对教育史、外语教育教学史、英语教育教学史等相关文献的梳理发现,晚清教会学校教育者根据其传教的主观社会需求,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对部分我国适龄儿童身心施加英语学习影响,符合小学英语教育教学的特点。晚清教会学校的英语教学是我国小学英语教学的缘起,尽管教会学校英语教学的主观目的是为了传教,客观上却开启了我国最早的小学英语教学,为后来我国小学英语教学提供了借鉴,积累了经验,加速了我国现当代教育的开始。
关键词:小学英语教学;教会学校;晚清时期
一、引言
晚清教会学校的英语教学常常被误解,尤其是晚清早期的教会学校总被认为未开设英语课程。“早期教会小学一般很少教英文”,“苏州的存养书院,全部采用中文教学,‘西国文学均不教习’,最早提出在教会学校设置英语的是上海英华学堂,时在1865年”(吴洪成,1998)。晚清早期及后来的教会学校的英语教学情况究竟如何,还原晚清教会学校的英语教学的本来面目非常必要。这对研究我国英语教学的缘起、尤其是小学英语教学的缘起,乃至我国现当代教学的开始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003年开始,全国普及小学三年级开设英语课的十多年以来,广大学者和教育工作者对我国小学英语教学的现状给予了高度关注,学术论文和学位论文都多有涉及。但对我国小学英语教育的缘起则少有问津,只间接散见于教育史、外语教育教学史或者英语教育教学史的文献专著,如《中国外语教育史》(付克,1986)、《中国英语教学史》(李良佑 等,1988)、《外语教育往事谈一教授们的故事》(李良佑 等,1988)、《英语教育学》(黄国营,1997),这些文献专著对小学英语教学或语焉不详、或一笔带过。学位论文虽有所论及,如欧阳胜美的硕士论文《我国小学英语教学的历史演变与现实发展》(欧阳胜美,2007),但其只讨论了鸦片战争后的晚清教会学校的小学英语教学,对之前的未有论及。顾卫星的博士论文《晚清学校英语教学研究》(顾卫星,2001)是从英语教学的整体角度加以论述,未对小学英语教学情况进行研究整理,晚清时期教会学校的实际小学英语教学研究处于空白状态。
在全球化背景下,中西方交往越来越频繁,英语教育教学越来越重要,小学英语教育教学的普及也越来越深入。研究晚清教会学校的英语教学,探寻小学英语教育的缘起,不仅是对客观事实的尊重,也将对我国小学英语教育、对研究我国近现代教育的变革和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借鉴意义和实践指导意义。

二、理论基础及术语界定
理论界把教育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的教育指“凡是增进人们的知识和技能、影响人们的思想品德的活动,都是教育”;狭义的教育“主要指学校教育,即教育者根据一定的社会或阶级的要求,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对受教育者的身心施加影响,把他们培养成为一定社会或阶级所需要的人的活动”(全国十二所重点师范大学联合编写,2002)。本文所指的为狭义的学校教育,即小学教育是指6-12岁适龄儿童接受最初阶段正规学校的系统教育。由此可知,小学英语教育即是教育者根据一定的社会需求,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对6-12岁适龄儿童身心施加英语学习影响,促使他们朝着学校教育目标发展的活动。
我国史学界普遍把1840年—1912年视为晚清时期,是清朝统治的晚期,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也是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形成时期。第一次鸦片战争(1840年)开启了晚清时期。本文为研究的需要,所指的晚清时期略早于1840年,从1807年第一位新教传教士罗伯特·马礼逊(robert morrison)来华到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腐败的清政府统治的一百多年的晚清时期。
本文所指的教会学校是指西方天主教或基督教(新教)教会所设立和控制的学校,仅包括针对小学适龄儿童开办的教会书院、私塾、义塾、蒙养院、洋学堂及外国列强的工部局、公董局、洋行所办过的学校或补习班等各级各类的教育教学机构。
三、晚清教会学校的小学英语教育
(一)英语教学自始至终贯穿晚清的教会学校
根据现有的史料及关于英语教学、外语教学或教育学的文献记载,最初教会学校就设有英语课程,开启了英语教学。李良佑等著的《中国英语教学史》就明确记载,第一个来中国传教的基督教传教士罗伯特·马礼逊(robert morrison)在马六甲1818年设立的英华书院(anglo-chinese college),1820年正式对华招生。该校明确规定“为宣传基督而学习英文和中文”(顾卫星,2001)。美国传教士裨治文(elijah c. bridgman)于1830年秋在广州开设贝满学校(bridgman school),其招生中也明确指出,“学习基督教教义和英文”(顾卫星,2001)。“1807年第一位新教传教士来华到1840年鸦片战争,这个时期,……来华传教士的人数不多,创办的教会学校也不到10所。但这些教会学校都开设英语课程,有的还用英语教授地理、历史、算术等西方科学知识,这些教会学校将英语引入我国学校教育”(顾卫星,2001)。
诚然,早期有个别的教会学校如“苏州的存养书院,全部采用中文教学,‘西国文学均不教习’,所学课程有圣经、西学及儒书”(吴洪成,1998)。但这种情况是非常罕见的,属于特例,不能抹杀其他绝大多数学校开设英语课程的事实。
不仅如此,早期的教会学校也开设了除英语课外的其他课程,并且全用英文授课。据章开沅的《文化传播与教会大学》记载,“除中文课外,西学课有英文、地理、历史、算术、代数、几何、初等机械学、生理学、音乐等。这些西学课程全部采用英文课本,用英语教学。学生经过了三四年学习后,除熟悉中文外,对英语的读、写、听、讲和翻译,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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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相当的基础”(章开沅,1996)。后期的教会学校,尤其是鸦片战争后的教会学校,英语的教学更加普及。《中国英语教学史》提到,“英语教学在这些初开办的教会学校并不十分突出,但多少都有,只是课时多少、程度深浅不同而已”(李良佑 等,1988)。到了1860年,由于国内洋务运动的兴起和西方列强为加强对中国的经济掠夺都需要大量的英语人才,客观上为各级各类学校开设英语课程提供了有利条件。“以后其他教会小学多有开设。”“教会小学功课中注重英文、数学,‘突出地偏重于英文’”。“就连教员的月薪,教英文、数学的教员比教中文的教员也要多出几乎二分之一。宁波女塾于1883年增设英文课程。裨文小学、修德小学,除国文外,各科教学都用英文教本,也用英文讲授,可见其英文教学已达相当基础”(吴洪成,1998)。
可见,晚清早期的教会学校不但开设了英语课程,而且还很普遍。教会学校的英语教学不仅是客观存在的,而且他们对英语的教学非常重视,对英语运用也非常普及。

(二)招生对象主要为6-12岁的小学适龄儿童
晚清教会学校开设的英语,主要是针对6-12岁的小学适龄儿童。早期的教会学校就是针对小学适龄儿童招生。在《马六甲筹组英华书院计画书》的第一条名称中明确规定:“本机构尤涵盖中学、小学及其他称谓之意义”(顾卫星, 2001)。美国传教士裨治文(elijah c. bridgman)于1830年秋在广州开设贝满学校(bridgman school),明确招生对象为“招收华人小学生学习基督教教义和英文”(顾卫星,2001)。
据马礼逊教育协会第一届年会(1837年)报告,郭牧师夫人的女校教学是一般英国小学的程度。第二年年会(1838年)关于学生学习情况提到“二童,于去岁十月,自星返华,其幼者逾八岁”(李良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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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1988),可见学生年龄当于现在小学生年龄。马礼逊教育会也记载学生在进校时大致年龄为10岁至12岁(顾卫星,2001)。而据容闳回忆,他1835年入澳门郭士立(k·f·gutzlaff)牧师的夫人(wanstall)女校,时年7岁,正为小学生入学年龄(容闳,1998)。
初期的教会学校,宣称学生主要为小学适龄儿童。“凡在条件许可时,六岁、八岁或十岁之儿童为优先考虑对象”(朱有瓛 等,1993)。
十九世纪60年代以后,教会学校数量骤升,其招生对象仍然以小学生为主。据顾卫民记载,从1861年到1876年底的15年中,基督教教会学校“总数大约800所,学生3万人(顾卫民,1996)。绝大多数学校仍以小学为主,只不过学科程度有所提高。到1911年底,基督教新教已经创办初等小学4,137所,拥有学生96,371人;高等小学436所,拥有学生22,279人(顾卫星,2001)。
从上述事实可知,无论是早期设在境外马六甲的英华书院,还是境内广州的贝满学校(bridgman school)、马礼逊纪念学校及澳门的郭士立夫人(wanstall)女校,还是鸦片战争以后,各地通商口岸及内地所办的教会学校,其招生对象主要是小学年龄段的学生。在1862年清政府开办京师同文馆之前,各教会在中国各地已办了许多教会学校,这些教会学校绝大部分都针对小学适龄儿童开设了英语课程,而且也取得了相应的效果,马礼逊教育协会第二届年会(1838年)报告就提到“二童……其幼者逾八岁,自学至勤,现已能颂简易英文”(李良佑 等,1988)。
事实证明,尽管教会学校主观上是为传教而开设的英语教学,但客观上,小学英语学习和教学在这些学校都不同程度地进行着,它们在培养传教士的主观目的驱动下对我国小学适龄儿童教授英语时,事实上开启了他们学校的小学英语教育,同时也开启了我国小学英语教育的最初历程。
(三)有目的、有计划、有特定的组织形式的英语教学
教会学校对中国小学适龄儿童的英语教学都有非常明确的目的,按照事先计划,有严格的规章制度和严密的组织形式。其主观目的虽为传教,但客观上学习和运用英语的目的也同样不同程度地得以实现。
传教的目的明确。“教会学校英语课程的设置始终以传教的需要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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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卫星, 2001)。但后期随着英语的使用价值越来越高,“为了学到赚钱本领而念书的学习目的、在当时即使不为全部,也可以说为绝大多数进教会学校的学子及其家庭所共有”(章开沅, 1996)。
教会学校的英语教学不但目的明确,而且按照计划安排内容。正如顾卫星所总结的那样:“教会学校英语课程设置具有英语语言和专业课程相结合、由语言到专业的循序渐进的特点。这一课程设置根据传教的需要而不断发展。”在教会学校早期阶段,英语课程的设置是企图用国人“前所未闻”的课程,吸引中国学生,为大规模传教做准备。在教会学校初步发展阶段,因英语具有商业价值,一方面培养对华贸易人才,另一方面以此作为吸引社会富家子弟的香饵,以便将基督教思想扩大到社会上层。在教会学校全面发展阶段,教会学校开设的英语课程和宗教结合在一起,让学生在学习英语的同时,潜移默化地接受基督教思想的影响(顾卫星,2001)。
总而言之,教会学校无论是英语课程的开设,还是英语课程的教授,甚或用英语讲授其他学科,传教始终是其主要目的,英语的教学和运用都是围绕传教的主要目的而进行的。
教会学校的英语教学有其特定的组织形式。早期的教会学校数量少,规模也小,教会学校从一开始就有自己的教学组织形式。1839年在澳门正式的马礼逊学堂就规定“学生半天学中文,半天学英文”。但有的教会学校英语教学则比较随性。《中国英语教学史》中记录了马礼逊学堂的“教师及教材有明确的规定”(李良佑 等,1988)。1840年后,各教会学校的教学组织形式更加明确科学。例如,英华书院实行分班教学,分初级班和高级班。初级班的课程是:中文、英语、数学、英文写作、英文翻译中文、地理和英文语法等,高级班的课程为:每天进行中、英双语互译(顾卫星, 2001), “并用英文写作校长布置的题目”(elijah, 2008)。1842年11月马礼逊纪念学校由澳门迁至香港,次年秋季开学设三班:年龄大的为第一班,年龄最小的为第三班。马礼逊教育会对学校的课本作了规定:“本校课本旨在教导学生学习阅读、写作、数学、地理及其他科学,并以英语和华语教授”(elijah, 2008)。
晚清的教会学校教授英语时不但有严密的组织形式,且有明确的教学方法,虽然这些方法比较简单,但在当时也都是很通行的。他们最初采用在欧洲流行的语法翻译教学法,即通过大量的从中文到英文和从英文到中文的翻译、语法和作文等练习,学习和掌握英语。在课堂教学中,教会学校普遍采取机械背诵的方式检查学生学习和掌握英语的情况。这些学校“在教学方法上并无独到之处,不外乎一个字: 背”(季羡林,1988)。语法翻译法和死记硬背法后来多年都一直是我国小学语言学习的重要教学方法。
后来,教会学校教学方法也越来越多。他们积极创造条件,在校园内外营造英语氛围,如创办俱乐部、辩论会、演讲比赛、体育比赛、合唱队、青年会、师生交流会等活动,使学生仿佛置身于英语国家一样。据近代外交家顾维钧回忆他在英华书院学习英语时学校一留美老师“采用一种以竞争为基础的新教学方法”,也有学校采用惩罚方式督促学习(顾卫星, 2001)。
晚清教会学校教授英语课程,目的明确,有组织、有计划、有特定的教学组织形式,所采用的方法也完全符合当时小学英语语言教学的需要,也是英语语言教学的常规方法。有的方法在现在看来已经过时,但在当时是比较切合实际,也是比较实用的;而有的方法,即使到了今天也仍然在英语语言教学中广泛采用。这些都充分证明,教会学校的英语教学虽以传教为目的,但语言教学的本质并未因此丧失,因此,教会学校针对我国小学适龄儿童开设的英语课程,完全符合语言教学的规律,客观上形成了教会学校的小学英语教学教育的事实。

(四)教会学校有专业的小学英语教学师资
教会学校有专门从事小学英语教育教学活动的人员,虽然他们也从事传教活动。英语教学绝大部分是由西方各国的传教士担任的。据《中美早期关系史》记载,最早的教会学校都是懂汉语的传教士教授英语,“师资不过一二在当地的传教士充任”,“早期英华书院的英语教师马礼逊和米怜都是传教士”(顾卫星,2001)。
据资料记载,教会小学对教师十分重视,为保证师资质量,多方面采取措施:“第一,严格教师人选。小学教师的资格,须在师范学校或高级中学的师范科,或师范讲习所毕业,确有成绩者;如暂不能得上项资格,须聘任已经检定及格的。资格符合尚须通过或由政府,或由省区基督教教会考试,而以后者举行考试更为合宜。第二,提高小学教师的待遇,‘我们主持教育的人,如不能解决他们的生活问题,他们也只好出于辞职一途了’。第三,鼓励教师进修。除学校或就近数校联合办有图书室,使教员能参考外,还有赴各种讲习会,和暑期学校等等的办法,都是给教员谋进步的地方”(吴洪成,1998)。
有的教会学校甚至专门聘请教育家负责英语教学工作,如顾卫星博士学位论文中就载有英华书院(the anglo-chinese college )“聘请了传教士教育家傅兰雅(john fryer)负责学校的英语教学工作”(顾卫星, 2001)。“教会学校的英语课程的教学由西方传教士本人、基督教教徒、教会大学的毕业生或直接从国外聘请的教师担任”( 顾卫星, 2001)。
从专门的英语教学人员,到专业的英语教学人员,再到专家级的英语教学人员,即使放在当今,这样逐渐加强的英语教学师资也是无可厚非的。这种做法完全符合英语语言教学的规律,不仅表明教会学校对英语教育的重视,也确实保证了教学质量,提高了学生的实际英语运用水平,客观上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正式的、科学的小学英语教学形式。

四、结语
从1807年第一位新教传教士罗伯特·马礼逊(robert morrison)来华到1911年辛亥革命一百多年的晚清时期,英语教学活动一直贯穿于教会学校的教学中,这是不容置疑的事实。
晚清教会学校的英语教学对象绝大部分是针对我国6-12岁的小学适龄儿童。其英语教学不仅有明确的教学目的、周密的教学计划,而且各有其自己的特定教学组织形式,有专门特定的、相对固定而专业的从事英语教学的师资队伍。不过,晚清教会学校的小学英语教学也如任何其他事物或者其他教学一样,也经历了发生、发展、提高、完善的过程,也是逐渐发展、逐渐完善的,不是一蹴而就的。到1911年底,基督教新教已经创办初等小学4,137所,拥有学生96,371人;高等小学436所,拥有学生22,279人(顾卫星,2001),已经具备较大的规模了。
当然,教会学校毕竟是为西方传教士传教服务的,其小学英语教学还远未达到科学、合格、系统、正规化的标准,也还存在很多不符合小学英语教学要求、规律的缺陷和不足,但这些丝毫掩盖不了教会学校的英语教学,也否认不了其中确实存在有小学英语教育教学的事实。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晚清教会学校在其主观培养传教士的意图下客观上开启了我国的小学英语教育,无论哪个方面都符合小学英语教育的特点。晚清的这些教会学校,绝大多数开设了英语课程,并且主要是用英语作为教学语言,这足以证明这些教会学校是最先让中国人学习和接触到英语学习的,当时的中国部分小学适龄儿童在这些教会学校开始了他们的英语学习,成为事实上的我国最早的小学英语教育。这些教会学校的英语教学为我国后来的小学英语教学提供了很好的参考和借鉴,也积累了一定的宝贵经验,推动了我国后来的英语教学,加速了中国近代和当代教育的开始。

参考文献
[1] elijah, c. b. chinese repository (volume n)[m]. 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
[2] elijah, c. b. chinese repository (volume v)[m]. 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
[3] 顾卫民. 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6.
[4] 顾卫星. 晚清学校英语教学研究[d]. 苏州:苏州大学, 2001.
[5] 季羡林. 外语教育往事谈[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88.
[6] 李良佑, 张日昇, 刘犁. 中国英语教学史[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8.
[7] 全国十二所重点师范大学联合编写. 教育学基础[m].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2.
[8] 容闳. 西学东渐记——中国留学生之父容闳[m]. 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
[9] 吴洪成. 中国教会教育史[m]. 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10] 朱有瓛, 高时良.中国近代学制史料(4)[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
[11] 章开沅. 文化传播与教会大学[c].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
english teaching of mission school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the origin of english education in primary schools in chinali senlin
abstract: english teaching in church school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is the germination and origin of english education in primary schools in china. from the books of education history, teaching history of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teaching history of english education and other related literature, we can find that the educator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church school had exerted influence of english learning on 6-12 years old primary-school-age children, in accordance with their subjective social needs of missionary, purposeful, in planned and organized way ,which was fully in line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rimary english education teaching. english teaching in church school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is the origin of english teaching in primary schools in our country. although the subjective english teaching purpose of church schools was to preach, it objectively opened our earliest primary english teaching. it provided reference for the later primary english teaching in our country objectively and accumulated the experience, which accelerated the beginning of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education in our country.
key words: primary english teaching; church schools; the late qing dynasty

(本文首次发表在《基础教育外语教学研究》202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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